深信现场，看见个体：与周轶君聊世界与新闻的变迁 | 随机波动061

photo credit: 周轶君

就在昨天，2021年8月31日，最后一批美军撤出阿富汗，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将近20年的军事行动的结束。而十天后的9月11日，则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的日子。随着曼哈顿双子塔的轰然倒塌，全球的政治格局也被深刻地改变了，至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还在为此付出着难以承受的代价。

本期节目的嘉宾、资深媒体人周轶君曾于本世纪初在加沙地区担任驻站记者，背着相机从战争一线发回报道；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消息，更多是当地人用手机拍摄，直接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

20年过去了，我们阅读国际新闻的方式、渠道以及关注的焦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国际新闻是权威媒体的舞台，而今天网络让信息的传播去中心化；过去国际新闻围着权力打转，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成为新闻的主角。曾经牢固的价值序列被打破重估，曾经由男性把持的对政治的定义也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符号化的想象，对远方的漠然和对他者的敌视。

尽管如此，周轶君依然深信新闻现场的力量，她认为，做国际新闻的意义在于让不同的个体看见彼此，而人们对于未知的渴求，始终不会消失。

“9·11”20年：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是有其代价的

张之琪：周轶君老师一直活跃在国际新闻一线，曾在中东做驻站记者，后来做过国际新闻版面的主编，也经历了纸媒、电视和网络媒体几种媒介的迭代。2021年是“9·11”20周年，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国际政治局势和国际新闻的报道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您还记得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情吗？

周轶君：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新华社办公大楼三层有一个叫做“大平面”的地方——一层的空间全部打通作为发稿工作间，所有人都能看见所有人——恐袭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上班走进“大平面”，所有的人都站着，说话的声浪很大，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那一幕我印象很深。

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多人意识到真正发生了什么。我后来跟一个摄影师聊，他说那天晚上他夫人在看电视，看到了飞机撞上大楼的画面。她还跟她老公说，你看这故事片拍得挺有意思的。我的另一个朋友当时在做导游，恐袭第二天接待了一个美国游客，老太太一下飞机抱着我朋友就哭，说所有的事情都永远地改变了。

今天你们来问我“9·11”20年的意义，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20年了，这个事情还重要吗？因为在它发生之后的5年、10年，哪怕是15年内，我觉得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但到了今天，我觉得已经不是9·11在影响世界格局，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秩序的冲突、格局的对立。不是“9·11”不重要了，而是它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在衰退，影响世界格局的焦点问题变成了其他的事情。

以中东地区为例，如果在10年或20年前，中东最重要的矛盾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说是巴以冲突，但现在显然不是，变成了伊朗和沙特的问题、什叶派逊尼派的问题。无论是中东还是全世界，真正影响格局的焦点是会改变的。在今天，中美关系或者是全球化的问题，对世界的格局影响是更深的。

我自己觉得，“9·11”的直接影响是它让美国人意识到自己被人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无论是国力还是影响力，乃至全球对它的好感度，可以讲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个时候美国有众多盟友，它可以在全世界驻军，它显然是一个霸权国家，为什么大家能接受它？除了军力以外，大家也认为，美国怎么说都代表着人道主义，高举着自由民主的大旗。而到了“9·11”的时候，美国忽然发现大家不爱我们了，有很强的一股势力在告诉全世界：我们可以打美国的脸。

“遭人恨”在9·11之后对于美国人心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记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有一个观察，他说，“9·11”以后，美国所有驻外大使馆外面的铁丝网都架得非常高，“连一只鸟都飞不过去”。他认为美国忽然进入到了一种心理上的防御状态，这是他之前所没有见过的。

后来的两场战争（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致命的代价，直到今年美国才从阿富汗正式撤军。关于撤军，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几乎所有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好，政治评论员也好，都在说自己赞同撤军，因为军费太昂贵了，还要牺牲战士的生命，而阿富汗政府根本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是“it’s hard to watch”，意思是，美国撤军后，一个极端组织要接管阿富汗，当地人的生活会遭遇很大的变故，他们看起来也觉得痛心疾首。

我觉得这两句话完全是相互矛盾的——那到底要怎样？你要跟人家分手了，还说“可是ta好痛苦”？所以，我觉得，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全球推行所谓“人道主义”的代价是它可以承受的，而到了最近这几年，这个代价变得非常昂贵，它无法再去维系，所以不得不撤退。

这会让人思考很多事情——任何一个大国，包括苏联，包括之前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实力的同时，必然要附加一个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或者说这个故事的代价是什么，是不是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很值得去思考了。

傅适野：我看过周轶君老师的一篇采访，您提到，想要以国际新闻为媒介和踏板去看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环环相扣的。您刚才这段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不光是美国的事情，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格局；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新闻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我一如既往深信新闻现场，只是现在它变得过于昂贵

张之琪：“9·11”发生的时候我才10岁，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凤凰卫视的直播报道。第一天袭击刚刚发生的时候，女主播是穿着T恤和牛仔裤坐到演播室里面的。我记得当时的直播完全不间断，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两个主播上来，像一个接力赛，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我之前还跟适野开玩笑说，当时看《军情观察室》，看到穿着迷彩服的董嘉耀，就会觉得明天就要爆发世界大战了。

周轶君：他们都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的话，他要负一半责任。

张之琪：今天我们看阿富汗撤军，包括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喀布尔的报道，更多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些当地人拍的短视频或照片，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一种直观的经验。这20年里我们看国际新闻的方式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信息是否更碎片化、更去中心化呢？

周轶君：我们聊的与其说是国际报道的变化，不如说是我们阅读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今天当我们读到一个报道的时候，你可能不太记得你是从哪个消息源或者哪个平台看到的，你不太会记得是凤凰卫视还是新华社，只是有人给你推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可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手的转载，或者是一个自媒体、一个当地人直接上传的。你从哪里获得的这个消息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确像你们说的，变得越来越去中心化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如果想去报道世界、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或者说得俗一点，想去免费旅游——的话，那么我必须挂靠在一个大平台上。只有大的媒体平台才可以为我解决签证的问题、费用的问题，以及我在哪里发表的问题。

我记得我在加沙的时候工作方式非常传统，办公室里面有两三台电视机一直开着，锁定不同的新闻频道，比如CNN、半岛电视台等等。然后会听收音机，因为当地的广播一定是比电视更快的。有一次以色列过来轰炸，就在我楼下不远的地方，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编辑室说“爆炸了！”，坐在北京的一个编辑说，“CNN还没报。”我说，“天哪，我已经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对方还是不相信。我想说的是，那时候你只会相信从几个固定渠道得到的消息，现在当然完全不是这样了。

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博客时代”，白天光线好的时候我就出去拍照片，晚上回来写东西。当时我还想，将来会不会有一种工具，可以让我把在现场拍到的照片或者写的文字直接上传，因为我当时一定要回到办公室才能上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现在甚至都不用上传，可以直接开直播。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确实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了，有好处也有坏处，甚至不能用好处坏处来概括，只能说它造成了很多意见的隔膜。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一样，你可能只抱住了一条腿或者抓住了一条尾巴。昨天有人和我说，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冲突在于不同意见的人类还能不能共处。

张之琪：您之前也说过，国际新闻的报道正在走出“插旗时代”。所谓“插旗时代”是说我们有记者去到了新闻现场，现在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能从现场带回什么，以及带回来的东西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记者在现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今天的新闻报道来说还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当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台移动设备，可以拍照、拍视频、编辑文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稿平台，可以直接把内容上传到社交网络。在这样的环境下，记者一定要在第一线这样的要求在被打破吗？

周轶君：没有被打破，而是像美国无法承受在阿富汗驻军一样，它变得太昂贵了。这个昂贵不是绝对值的昂贵，现在派出一个记者肯定不如我那时候贵，但它的昂贵是相对的，相对于雇一个当地人来说，它更昂贵——或者甚至都不用雇，当地人自己就会上传东西。我之前那样说，的确代表了我那段时间的想法，那时候挺雄心勃勃的，希望能做一些事情。但是碰到的最最核心的矛盾就在于，这种精耕细作的方式变得不能承受了，已经太贵了。

这个时代的硬通货是流量，所以我常常看到媒体很矛盾，一会儿说我们要坚持质量，一会儿又受不了流量的诱惑。如果要两者兼顾，大部分时候很难做到。因为流量的本质是一种情绪的刺激，网上被转发最多的东西一定能引起某种情绪的。而你写一篇非常长的报道，当然也会有很多人看，但我不得不悲哀地说，很多时候转发这种长文章的人——我没有统计过，我只是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可能是比较装的，实际上他真的读完了吗？甚至他打开看了吗？都很难讲。

但是你要问我这样的长文章有没有价值，它当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最近阿富汗的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转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刘怡的报道。他最后一次去阿富汗是在2019年，他在当地观察到的层次和细节特别丰富，细致到阿富汗当地产的可口可乐多少钱、从外头运进来的多少钱，通过这种对比来表达他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

那么你说是不是可以不去现场？有些东西可能不去现场也可以写出来，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到现场就感受不到、捕捉不到。过去我给学生讲课，会给他们看一篇报道，或者一个现场的画面，问他们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是从这种间接的第二手信息当中得不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气息、气味，你感受不到现场的气味是什么，气味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比如地理气候条件、当地人的风俗等等。气味会刺激你，让你更想去理解。

还有一个东西是第二手信息里没有的，就是互动。你对当地有一个想法，那么你只有在现场才能去验证这个想法，你去跟当地人互动，才能得到一个回应，这个很重要。从我做记者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相信现场，不是说读万卷书不重要，你通过第二手资料去理解很多历史文化的框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太多的东西只有在第一线，只有在你看见颜色、光线，闻到气味，看见当地人看你的眼神时才有感觉。

我在去阿富汗的时候试穿了一下阿富汗妇女的蓝色罩袍“波尔卡”，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她们全身都罩上了要怎么走路。后来自己穿了一下才知道，原来眼睛前面的这块布像一个纱窗，因为当地阳光特别强烈，实际上罩袍根本就不妨碍你看东西，你穿上也可以健步如飞。太多的细节是只有你在现场才能感知到的，我一如既往地深信现场。

有时候你必须忘了自己是女性才不会感到伤害

冷建国：我们最近都在读《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这本书，从中也能看到您是一个感知力很强的人。很多地方我看的时候觉得很紧张，比如火箭弹就在身边爆炸等等。我们也很好奇，作为一位女性，在那样一种情况中工作，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周轶君：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太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当然这也是我愿意跟你们交流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其实我刚才说“女性”的时候，已经偷换了好几个概念。我说“我说没有太把自己当成女性”的意思是，我没有太在乎社会对于女孩子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我很少想到这个问题，但有时候别人的反应会提醒我，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个女性啊。

我刚才说“我愿意跟你们交流，也因为大家都是女性”，这里的“女性”指的是我自我的认知跟社会对我的规范之间的一个共识地带。我们多少还是要意识到性别的问题的。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我真的没有太考虑到我的性别。男性可以做到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包括换电灯泡、修理汽车等等那些我们传统上认为女孩子不太涉及的事情。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必须得自己做。当地人会因为我是女性而表现出一些敌意，但也有善意。敌意在于当地的男人不会跟你握手。有一次我向当地一位军官伸出手去，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就先念了一段经才跟我握手，感觉像在消毒——“我要跟一个女人握手了，太对不起神明了，”就是那种感觉。当然也有一些当地的女性对我敞开心扉，我可以去女性家里采访。因为我是女性，别人天然地不觉得我有威胁。

张之琪：在《离上帝最近》第一章的开头，你引用了珍妮·古道尔的一句话，“虽然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坚信一切将会是令人振奋的。”我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感动，您和古道尔之间似乎有一种互文的关系——她作为一个动物学家，要进入野外做长期的田野调查；您作为一个记者，要进入一个正在战乱的地区做长期的驻站报道，两种经历有很类似的地方。同时，你们都是女性，要进入一个传统上对女性并不友好的场域，体验到的更多是一种期待和兴奋的心情，让我觉得很受鼓舞。

我觉得周老师在书里写到的一些观察是很女性视角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同时我也觉得，在对战争现场的国际新闻报道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男性的视角，是男性的理解方式以及男性的语言。

除了女性的身份之外，你还是一名外国记者，你觉得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可能一个外国记者是有一些权力的，但同时你又是相对弱势的性别。我记得你写到去参加葬礼，女性不被允许进到男性做礼拜的地方，但因为你是记者，被破格允许进去拍照片。

周轶君：可能记者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就像医生一样，是没有性别的。男医生看妇科，患者不会太在意到医生是男性还是女性。加沙地带的居民其实见过非常多的记者，他们很绝望，很渴望有人去讲他们的故事。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可你的这种“权力”，经常是第一个人冲过来把我拦住，第二个人又过来说“你让她进来”。甚至也发生过打记者的事情，记者和记者之间为了抢新闻相互打压也很常见。

而作为一名女记者，我必须面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小孩冲我就扔石头、骚扰我，这太常见了。这种时候你必须忘了自己是女性，才不会感到伤害。要是成天想着他们会不会摸你一把什么的，那就别干了。我觉得我对那些事情是很麻木的，那种暂时的对于性别的麻木和忘却是必要的。

至于女性视角的问题，你可以说从事这一行的男性比较多，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视角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不是绝对从性别出发的。细腻的就一定是女性吗？也未见得，你看海明威写的那些东西，难道不细腻不敏感吗？所以我觉得很难从性别的角度去判断，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性格。

过去的国际新闻围着权力转，真正的故事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傅适野：我们常见的国际新闻往往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谈论政治，比如谈国家、谈外交关系、谈整个国际局势或者帝国主义、民族精神。这些话题的范畴太过宏大，至于里面每一个个体具体怎样生活、情感是怎么样的，好像不太重要。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这样理解，国际新闻从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写作上的范式，这个范式要求人去观察一些宏观的局势，同时过滤掉一些细节。你觉得这是国际新闻的一种特质吗？如果说这几年有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有更多人会更关注到细节了呢？

周轶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信息都有它的文体和语法，就好像写唐诗，如果我写五言每行必须是5个字，写七绝每行必须是7个字。我们表达的语法会根据文体的不同而不同，不同文体满足的需求也不一样，你必须知道你在写什么。比如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要写的东西是非常多样的，有简讯、快讯、特稿（Feature Story），当时会发表在《参考消息》或各大晚报、晨报上。究竟什么样的报道更好，其实要看受众需要什么。过去我们做报道的时候，不太去考虑受众想要什么这件事，但觉得必须要给到他们所有这些品种。

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在意受众需要什么，这其实也逼着我们内容生产者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创造一些新品种？我们的语法是不是要更新了？

对我来说，语法是要去更新的，当然我们还会需要绝对意义上的简讯、特稿、新闻分析。但是受众可能想通过一篇报道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这时候我反而觉得一种混合型的题材可能是更好的，它可以是一篇特稿，里面既包含历史文化，也有现状分析，这在操作层面绝对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是一个纪录片，完全打破之前所有形式之间的界限，因为我最终要做的事情就是信息的传递，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张之琪：我们的朋友最近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同时”，每天播报一些国际新闻，这些新闻可能是过去我们认为的“边角料”，比如说哪个城市的码头工人罢工了，罢工原因是不想输出武器；或是纽约唐人街一家中餐厅要拆迁了，这个地方是几代华人办婚礼、办宴席的地方，是一个文化地标。他们把公众号命名为“同时”，是想要强调在那些占据主流版面的大新闻发生的同时，还有这些事情也在发生。

刚才适野想讲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比较少关注到这些新闻，因为我们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个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没那么重要的标准。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可能不仅是写法上的趣味的变化，也开始重新思考其中价值判断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不是依然重要？过去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就不重要？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在阅读国际新闻的时候会反思的一个问题。

周轶君：你说的太好了，我也去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太有意思了。过去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围着权力转的，我们往往去关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比如说总统、政客和大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基本上是谁更有权力谁占据的版面就更多。

但真正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往往是在那些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过去我们可能会把它归到文化版面或者社会版面，当成一种趣闻来讲，但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当地人的命运，是所谓大潮流中一个真实的个体的命运。有一个电影导演——我忘记是谁了——说他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报纸中缝里发现的，他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富矿，最有意思的故事就在那里。

人们之所以愿意读这样的故事，也是因为它更能够激起你情感上的共鸣。你跟法国总统有什么共鸣，除了长得比较帅以外，他没有什么能引起你的兴趣。我们反倒会对罢工的工人有共鸣，会关心他们反对什么，以及他们的反抗能不能成功。

过去是主流媒体告诉你你得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报道，我现在已经非常厌倦去采访一个大政治人物，或者是去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们能告诉你什么？他们已经被过度包装了，非常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不会告诉你什么真话的。真正能激起共鸣的是那些小人物，因为普通人身上没有包装，他被大的潮流冲刷的痕迹会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你。

傅适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分众的时代，信息越来越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伴随着中心和权威的消解，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所谓的“后真相”，谣言四起。但积极的面向在于，它或许能够改变我们谈论和思考政治的方式。就像之琪刚刚说的，以往的国际新闻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有什么方式去关注；我们是去采访一个大人物，还是去聚焦小人物的故事，最后它反过来会倒逼我们去重新思考到底什么叫政治。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国际新闻或者国际政治诞生之初，就是男性谈论的东西，他们把一些东西定义为政治。所以我们后来就要按照他们的定义、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词汇来谈论这件事情，就会把私人的情感、个体的生活等等具体而微的东西排除在政治之外，但其实它们也是政治。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环境下，我们更容易去消解过去那种政治的定义，也更加容易产生一种新的有关政治的言说方式。

周轶君：你说得对。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说自己在做报道的时候不太意识到我是女性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别人是很在意的。比如说我刚刚到加沙开始写报道的时候，我在那种个体的生命故事里往往看到的不是黑白分明——我觉得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受苦，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其实也生活在恐惧当中。我在一篇报道里写了两个家庭的故事，这对我来说太真实了，只有理解这样的灰度，你才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老是解决不了。但就是这样的报道，当时有新华社男记者会评价说“妇人之仁，没有大是大非”。其实，政治离开了具体生活，它就是废话，它什么都解决不了；而反过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不理解政治，可能也像没有红绿灯一样，对你自己来说是危险的。

今天看世界太便利，我们看到的却是符号和标签

傅适野：您刚刚说到“大是大非”，我想到Joan Didion有一本书叫做Political Fictions，她谈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各大媒体用到的一个常见策略，就是用国际新闻转移国内的矛盾，比如说国内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会报道比如国外的战局来转移一下视线。这个策略到现在仍然适用，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国际新闻记者要怎样权衡国家利益和所谓“客观立场”之间微妙的关系？

周轶君：没有客观立场，只有立场（笑）。你刚刚说的这种报道国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的做法，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美国有个电影叫《摇尾狗》，讲的是美国总统在大选前被曝出丑闻，他就策划了一场虚构的战争，在电视上每天报道美国对阿尔巴尼亚发动了战争，实际上所有的画面都是假的，他通过这样一个方法转移了国内对他丑闻的调查。

张之琪：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是，在我们小时候，电视是那个时代最兴盛的一种媒介，家家户户客厅里都摆着一台电视机，人们的生活围绕着电视机展开，那个时候国际新闻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年稍早巴以再次爆发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说，小时候阿拉法特这样的名字几乎日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的外貌和他戴的黑白格头巾都印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研究过他到底是谁、他做过什么，但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信息。这就是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

周轶君拍摄的阿拉法特

但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电视，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他需要主动选择自己想去关注什么，他想看什么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国际新闻在普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我们之前在巴以冲突那一期节目里也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远方的哭声的问题。我记得周老师之前也讲过，做国际新闻的初衷就是让不同的人看见彼此，在今天，这个理想变得更容易了，也更难了。

一方面，新的媒介和通讯手段的发展，让我们想要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容易，但与此同时，我们想要了解他的意愿其实降低了。在我们小时候，向外看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今天仿佛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您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新闻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周轶君：几年前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我们不关心国际新闻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有一种挽歌式的论调，我写过一篇文章来回应。作为一个国际新闻的从业者，我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不关心国际新闻是一种奢侈。你首先得意识到，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说明你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你的国内环境是好的，你才有这种特权和奢侈，不去关心外面的事。假设你现在生活在一个战乱的地方，你可能不得不天天打开电视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可以不去关心这些，说明你过得还不错。

但另外一方面，当这种不关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误解就会产生。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方式太便利了，但是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些符号化、标签化的东西。一说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农民，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反全球化的。

在疫情之前，我们出国也很方便，方便到觉得全世界都是我们的背景板，你可以到任何地方拍照打卡。正是由于这种便利，人们的关心程度才会下降。

有很多人回忆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年轻人非常渴望阅读一些大部头的经典作品，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获取知识的渠道太少了。前几年我去伊朗，发现伊朗的读书人真多，一个门卫在那里看罗素，年轻人都会跟你讨论一些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但我相信，只要它一开放，不用十年，可能这种渴望也会消失。

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相反的状况，仍然有人在渴望了解世界，人类对于大的问题、本质的问题的求知欲从来没有消失过。把一个陌生的、未知的东西变成我们已知的范畴，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愉悦的体验。